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并與文明演進相伴相生。探索中華文明的歷史起源、發展脈絡與基本走向，最有效的考察角度之一是漢字。如果把中華文明比作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那漢字就是潤澤大樹成長的土壤和源泉。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性文字符號系統，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所在、根脈所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漢字對于文明探源、文化傳承和民族維系的重要作用，認為“漢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中國字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標志。殷墟甲骨文距離現在3000多年，3000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真正的中華基因”；“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這些重要論述將漢字研究的意義提升到中華文明探源和中華民族存續的高度，既是對漢字的文化屬性、哲學內涵、歷史價值的準確把握，亦是對漢字與中華文明、中華民族辯證關系的深刻揭示，把中華文明歷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具有極高的思想意義和時代價值。
漢字滋養下的中華文明，在幾千年歷史的風云變幻中傲然挺立、枝繁葉茂、生生不息，賡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漢字是中華文明誕生的見證者、中華文明繁榮的記載者和中華文明演進的參與者。從漢字的視角重新審視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歷史內蘊，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建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時代賦予語言文字工作者的責任與使命。
遠古表意符號見證中華文明誕生
傳承發展中華文明需要探尋中華文明的源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研究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起源和特質，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化基因的理念體系。
涉及殷商文化以前的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方興未艾。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正式啟動，2000年結項。該項目提交了重要成果《夏商周年表》。該年表把公元前2070年作為夏代的起始年，公元前1600年作為商代的起始年，公元前1046年作為周代的起始年。從夏代開始，到中國有明確紀年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其間共1200余年的歷史從此有了年代框架，經進一步精確化后，繼續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發展就有了基本依據，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脈絡便更加清晰。2001年開始，分四個階段，由國家文物局和科技部牽頭，又實施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重大項目，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該工程明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該工程認為，大約距今5800年前的黃河、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等區域就已經出現文明跡象；距今5300年前以后，中華各地區都陸續進入文明階段，出現“滿天星斗”的散點局面；而在距今3800年前左右，中原地區形成了更加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強勢影響四方民族，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和引領者，從而出現“眾星拱月”的仰中態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為進一步推進中華文明探源，除了依據甲骨文之前的考古遺址和文化遺址外，還可以從符號層面進行，可以將遠古時期散見于全國各地的表意符號同殷墟甲骨文之間建立起脈絡關系。
作為人類文明的標志有很多種，文字是重要標志之一。創造了文字的民族一定是進入了文明時代的。中華文明起源于何時，雖然還有許多其他標準可以采用，但通過考察文字的起源來探尋文明的起源，應該是較為有效和較易得到公認的。文字的發明與使用可以證明人類社會進入了文明階段，漢字的出現也是中華文明誕生的見證，所以對于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漢字不應缺席。漢字映照了造字時代的歷史背景，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文化基因，研究漢字起源是探求中華文明源頭及早期形態的重要途徑。迄今為止，大家公認的年代最早的漢字是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甲骨文。甲骨文已自成系統，相當成熟，足以說明殷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成熟階段。但文字與文明的成熟不是短時間突然發生的，在此之前應該還有更早的文字形式和文明樣態存在，認識中華文明的真正源頭還需要再向上追溯。
當然，要確定文字的起源，首先應該對“文字”作出明確定義。有人認為“必須記錄成句的語言才算文字”，其實起源階段的文字單個單個出現，是否記錄了語言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有明確音義的語言記錄符號到甲骨文才敢確認，但文明起源肯定不會晚到殷商時代。所以我們主張“不受時空限制并重復出現的表意符號就是文字”，基于這樣的認識，文字的起源就可能大大提前，可以證實的中華文明起源也會大大提前。中華遠古的表意符號沒有明確的音義，不符合現代文字定義，但它們不受時空限制而反復出現，肯定具有表意作用，應該與文字起源和文明起源相關。殷墟甲骨文之前的“表意符號”有很多，它們是中華文明早期的重要表現形式，是中華文明誕生發展的見證者，應該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遠古表意符號為中華文明的誕生帶來第一縷曙光。這種表意符號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陽賈湖文化、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和寧夏中衛大麥地文化。河南的賈湖遺址是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的遺物中發現16例契刻符號，其中有形體近似甲骨文的“目”“日”等字，應該帶有早期文字的性質。差不多同時期的甘肅大地灣文化，出土的彩陶缽上繪制有紅色獨體符號“↑”“＋”等10余種，是仰韶文化半坡刻劃符號的前身。正如郭沫若認為，彩陶上的那些刻劃符號，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還有寧夏大麥地的神秘巖畫，展現了史前人類繁衍生息的歷史遺跡，其中包含不少象形與抽象符號，是描繪先民生產生活狀況的語義載體。這些表意符號是否有記錄語言的功能尚無定論，但至少為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古文字的發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線索。中國的城市建設也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的彭頭山文化，其中已經出現陶器、稻種和聚居城邑。如果承認這些表意符號是中國漢字的源頭，那么說“中華文明在8000年前就已產生”也便有了一定依據。
中華文明的起源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遠古時期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孕育了文字雛形，為成熟文字系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些表意符號若能同后世的各類符號直至商代甲骨文建立起發展脈絡，便能夠使更久遠的中華文明歷史得以證明。
漢字體用承載中華文明繁榮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漢字作為世界文明大背景下獨具特色的文字符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基因，為塑造和守護中華文明的獨特性、連續性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無論是漢字所記載的浩如煙海的古典文獻內容，還是漢字形義本身所彰顯的理據背景，漢字的文化因素已深深融入中華民族每個人的精神血脈，構筑起堅實的文化根基。中華文明因為漢字的滋養而枝繁葉茂、生機勃勃。這可以從漢字構形蘊含文明、漢字職用傳承文明兩個方面進行闡釋。
一是漢字構形蘊含文明。與世界上其他文字符號不同，漢字本身承載著豐富的文化信息，閃耀著中華文明的智慧之光。漢字具有獨特的表意性，特別是在古文字階段，漢字的形體構造與所記錄的事物之間具有極為密切的內在聯系。無論是“畫成其物、隨體詰屈”地描摹出原生形體，還是根據已有漢字孳乳新形體，都深刻地烙印了造字時代的社會特質、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凝結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智慧與審美旨趣。漢字的創制往往來源于先民對周圍世界切實生動的感受，浸透著物質情趣和精神風貌，是祖先在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人生觀、審美觀的重要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字是文明誕生和演進的外在表現，是觀察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重要窗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縱觀文明發展史，漢字是最有資格稱為“中華民族獨特精神標識”的。漢字具有對中華文明的承載力、對先進文化的創造力和對全世界華人的凝聚力，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歸宿和精神家園，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精神和文化紐帶。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對漢字形體結構進行理據分析，借助漢字形義關系，闡釋傳統文化事項，揭示先民復雜的心智勞動、行為方式、認知思維和文化心理，是再現文化創造、文明發展歷史過程的重要途徑，對認識和研究中華文明的早期樣態和歷史文化風貌具有極大參考價值。
中國人崇尚不偏不倚的中庸和諧之道，這種審美觀念和文化心理反映在漢字形體上就表現為構形的對稱平衡。有的漢字形體本身就是對稱的，如“大”“天”“田”“目”“中”“平”“全”“古”等。有的雖不對稱，但通過形體變異或尺寸變化則能達到整體的平衡穩定。比如，在合體字中“阜”“邑”變為“阝”、“艸”變為“艸”、“手”變為“扌”，在“巍”和“峨”中“山”字變得寬扁和瘦長，在同體會意字“多”“林”中先寫的部件“夕”“木”會較小等，都是因整體和諧而犧牲了部分個性特征。有時，甚至會不惜犧牲構字的理據，也要變形以保證漢字各部分的平衡。比如，“賊”字的構形理據本是“從戈則聲”，為了左右對稱，就把“則”的“刂”旁變為短橫一撇擱在“戈”字左下，整個字看起來像由“貝”和“戎”組成，原來的構形理據消失了。還有的漢字構形中的筆畫增減，也有可能是為整體美觀勻稱而調整的結果。
漢字的形體外觀方正，穩定嚴整。方塊字成為中國幾千年來漢字書寫規范，其形成也與文化因素密切相關。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大地是人類安身之所，故而中華民族具有“崇方意識”。“方”者，直也，正也。方為做人之本、處事之基，于是出現“方直”“方正”“方法”“廉正”“端正”“正確”“正派”“正直”“直率”“直爽”“直道”“直誠”等大批具有褒義的詞語。為人正直、做事正派、思想正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和行為規范。漢字從甲骨文、金文到篆書、隸書、楷書，字體風格有變化，但基本都保持“方正”這一基礎的美學框架。這是追求方正的審美取向與正直的道德意識的外在投射，體現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觀念。
漢字構形也是古代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我們可以通過古文字形體再現上古生活圖景，捕捉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比如，酒在華夏文明早期的祭祀儀式中有著重要地位，這一點可以在商代甲骨文從“酉”的字形上得到證實。“酒”最初寫作“酉”，像酒器以代酒，后加三點成為“酒”。甲骨文有一“莤”字，字形右側像手捧著一束茅草，左側則為“酉（酒）”，字形整體像以酒灌注茅束之形，這是周朝的一種祭祀方式。《說文解字》對“莤”的解釋是：“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象神歆之也。”將酒慢慢倒入茅草，緩緩滲下，如同神明祖先享用祭酒，從而達到祭奠祖先的作用。《左傳》僖公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春秋時期，齊國曾以楚國向周王室進貢的祭祀茅草不足為由討伐楚國，以酒灌茅的“莤”禮重要性可見一斑。又比如，“奠”字的甲骨文字形像酒器置于臺上，同樣用于祭祀。《說文解字》：“奠，置祭也。”段玉裁解釋說：“置酒食而祭也，故從酋丌。”再比如，“尊”字的甲骨文字形像兩手捧酒器之狀，或一側有表臺階高地的“阜”，表示捧酒器登高臺進獻之意，后引申為尊卑之尊。“莤”“奠”“尊”都是從“酉”的字，承載了商代以酒祭祀的文化信息，可以使我們對古代歷史有更為清晰深刻的體悟。
甲骨文金文中已出現與舞蹈、樂器有關的字，展現上古禮樂文明的興盛。古代舉行祭祀神靈的儀式，要演奏樂器、表演舞蹈，以舞和樂，送達天聽。“舞”的甲骨文字形像是人正面執牛尾跳舞的形態。“磬”是一種禮樂之器，其甲骨文字形描摹手執小槌敲擊懸磬的情形。《說文解字》：“磬，樂石也。”《詩·小雅·鼓鐘》說“笙磬同音”。有一個與“磬”構形相近的字，像手持棒槌擊鼓的樣子，即甲骨文的“鼓”字。“鼓”也是古代的樂器。《孟子·梁惠王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甲骨文中還有一個“龠”字，像幾根竹管編連起來，是一種排簫形的管樂器。《說文解字》：“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禮記·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從之。”德是人性之正，樂是德之光華。甲骨文“舞”“磬”“鼓”“龠”等字的出現，表明商代已有樂有舞，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禮樂和諧，文采鮮明，展現了上古社會禮樂歌舞、政通人和的文明風貌。
二是漢字職用傳承文明。漢字的主要職能是記錄漢語，形成文獻典籍，起到“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的跨時空功能。漢字文獻是中華民族積累和傳承生產生活經驗、思想意識精神的主要載體。從先秦的“六藝”到漢代的“七略”，從宋代的《太平御覽》到清代的“四庫全書”，歷朝歷代的漢字古籍浩如煙海，凝聚了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智慧精髓，使古代歷史文化得以系統重現和傳承延續。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戰國古文、秦漢簡牘等考古發掘出的珍貴文獻更是經典文獻的根脈，為傳世典籍正本清源提供了真實的原材料，其文本內容對于保存和傳承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意義重大。
在幾千年的朝代變遷和時地流轉過程中，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不斷發展變異，而作為記錄漢語工具的漢字，則是一種可以獨立表意并相對穩定的符號系統。漢字的穩定傳承與它的表意性質有關。漢字的基礎形體源取客觀事物，可直接表義，滋生的形體組合也以表意構件為主。漢字的外觀形體古今有別，但形體嬗變有跡可循，內部的構造理據比較穩定，結構規律古今相通，由古文字記錄的經典文獻同樣能為后人識讀。而且，漢字記錄漢語重在記義，不必準確記音。所以，盡管漢語語音古今殊異，方言分歧很大，但由于漢字的表意性和傳承性，不同時代和不同方言的人仍能見字知義，以漢字為媒介傳遞信息、交流思想、升華感情。漢字的這種超時空超方言特點，為維系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提供了強大的文化向心力。
漢字是華夏文化的代表，所形成的漢語文獻也傳向了其他國家。比如，朝韓、日本、越南等東亞、東南亞國家歷史上長期使用漢語漢字，形成了所謂“漢字文化圈”；中亞、西亞、中東歐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明發展也受到漢字文化的深刻影響。不同文明突破時空局限的交流互鑒，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漢字的巨大承載力和跨時空的傳播力。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在相互了解與碰撞中釋放潛力、迸發活力、綻放魅力，盡顯中華文化的深厚根基和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漢字是中華文明接續傳承、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漢字職用的超時空性、超方言性使中華文明之光穿越古今，照耀世界。
漢字流變伴隨中華文明發展
在人類漫長的文明發展史中，曾誕生過多種古老而智慧的自源文字。約公元前3200年，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但在2000多年前就已自行湮滅。約公元前3000年，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創制神圣優美的圣書字，目前僅存于古埃及遺址。中國的殷墟甲骨文，雖比楔形文字、圣書字晚了約2000年，卻是世界古典文字系統中唯一流傳并使用至今的文字。一種文字伴隨文明而生，歷經數千年不朽，在現代社會依然展現蓬勃生機，這本身就是一種奇跡。這種奇跡的鍛造有賴于中華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和漢字頑強持久的適應力。文明不竭，漢字不衰；漢字發展，文明綿延。漢字與中華文明相伴相依，互相成就，共生發展。
漢字延續了數千年，總體上可以說是比較穩定的，但并非沒有變化，其演變是漸進式、改良性的。自甲骨文開始，漢字不斷順應時代發展與社會變革，與時俱進，守正創新，伴隨文明的歷史進程而生生不息。正所謂“變則通，通則久”，漢字長盛不衰的奧秘在于，作為記錄漢語的符號，漢字始終能夠通過內在屬性的自我調節，不斷滿足漢語的發展需求，與漢語產生良性互動，不斷完善自身的記錄功能，逐漸形成富有超強表現力的文字系統；同時，漢字能夠在經濟性原則的作用下自覺優化，化繁為簡，逐步改良為能夠滿足大眾便捷書寫需求的符號工具，為文化傳承和社會發展帶來便利。
漢字的變化不需要體系性改換，因為漢字與漢語具有高度的契合度。漢語的語素以單音節為主，漢字也基本是單音節的；漢語復音詞多以原有單音語素復合而成，記錄單音語素的漢字通過組合也可以記錄無限新詞。雖然甲骨文已經是可以較為完整記錄漢語的成熟符號體系，但這種早期漢字符號主要描摹客觀物象，很多抽象的情感概念和思想觀念無法通過以形會意的方式具象表達，所記語言的復雜性與文字符號的單一性之間的矛盾會日漸突出。當現有符號無法滿足概念表達的需要時，漢字系統開始自我革新、自謀出路，從同音假借到形聲相益，逐步探索出新的符號生成方式以適應漢語的發展變化。“形聲字”具有很高的能產性，聲符記音，形符表義，在西周時期成為主要的漢字生成方式，記錄各種新詞語、新概念，推動了漢字構形系統、詞匯系統的重大變革。漢字、漢語在不斷磨合中協同發展，互相成就。
甲骨文的書寫載體為龜甲、獸骨等質地較硬的材料，契刻工具常為青銅刀或尖石錐，刻劃文字異常艱難，因而甲骨文的線條多窄細少粗圓，多直硬少彎曲，多勾勒少填涂。金文因鑄刻在銅器上，書寫工藝不同，相較甲骨文來說線條肥粗，多彎筆團塊，有些字形也更為繁復。其他古文字，如簡帛文字、石刻文字、陶文、貨幣文字、印璽文字等，因描摹具象、注重理據而構形復雜，書寫工具和載體又比較原始，書寫難度較大。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割據，社會的分崩離析導致各國文字“各自為政”，地域色彩凸顯，出現“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混亂局面。隨著社會發展和文字使用的廣泛頻繁，六國文字俗體橫行，漢字簡化現象突出。直至秦統一六國和“書同文”政策的實施，漢字系統才人為調整，優化規范。
“隸變”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漢字的圖畫性、理據性減弱，符號性、記錄性增強。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等多依據物象而“隨體詰屈”地描摹，形體基本保留了先民的造字意圖，構形理據可以講清楚。但篆書變為隸書之后，古漢字描摹物象的線條變成了不再客觀表義的筆畫，字形由圓而方，線條變弧為直，筆畫刪繁就簡，漢字脫離物象制約而變為記錄符號，大幅提升了古代文獻的書寫速度和社會治理的行政效率。小篆到隸書的轉變，是古今漢字的歷史性變革。之后，從魏晉隸楷階段到隋唐楷書定型，漢字的構形方式和形體風格逐漸固定下來并延續至今。漢字簡化、便捷的發展趨勢，是演變的自然規律和自覺追求，是漢字生命力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漢字的每一次較大的變化，都是社會發展需求導致的結果，同時也促進了文明程度的提升。漢字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文化的選擇。漢字具有系統性、便捷性、多功能性和超時空性，是中華文明特有的顯性標識，也是潤澤中華文明的不竭源泉。漢字的存續與流變，將永遠伴隨中華文明的進步與發展。
（作者李運富系國家語委科研機構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鄭州大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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