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文明看山西

深度透視
  習近平總書記在《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一文中指出，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近年來，山西考古事業圍繞重大課題持續攻關，實施了一系列重大考古課題與考古發掘項目，不斷加大田野考證力度，加強考古成果轉化利用，為實證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作出了山西貢獻。
  2月28日，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近年來我省考古重大課題階段性成果以及2022年山西重要考古發現。其中，夏縣轅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太原小店鄭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興縣碧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稷山東渠夏時期遺址、絳縣西吳壁遺址商代墓地、臨汾霍州陳村金元時期瓷窯址等6項重要考古發現，以涉及時代跨度大、地區多，反映出中華文明各個時期的豐富面貌和厚重歷史信息，無可爭議地成為中華文明探源中的有利實證。

壹 學術引領：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詳實資料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項以考古調查發掘獲取相關資料為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說，國際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為文明社會的標準，稱之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據這樣的標準，中華文明只有3300年的歷史。王巍表示，這“三要素”就像戴在頭上的“緊箍咒”，曾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遇到的最大難題。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而山西尤其是晉南，作為黃河文化孕育、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區域，通過百年來考古學界的孜孜以求，逐漸被認識、被實證。
  在這樣的背景下，2022年發掘的夏縣轅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太原小店鄭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興縣碧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稷山東渠夏時期遺址、絳縣西吳壁遺址商代墓地等5項考古成績斐然。其中的絳縣西吳壁遺址，曾榮獲“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戴向明稱，這是學界首次在鄰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帶發掘專業冶銅遺址，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為深入探索早期冶銅手工業技術及生產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與控制、開發、利用銅這種戰略資源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西吳壁遺址以冶煉遺存聞名于世，在2022年發現了16座商代墓葬又增加了這里文化因素的復雜性。該項目負責人、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員田偉說：“我們對隨葬陶器和銅器進行了類型學研究，并參考以往研究成果，初步將這些墓葬分為早、中、晚三段。通過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西吳壁墓地的形成時代大致在公元前16至15世紀。出土的青銅組合，為這一時期的青銅器斷代確立了可靠的年代標尺?！?/span>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曉毅介紹說，夏商時期，銅是支撐國家命脈的戰略資源。王朝經營冶銅生產地的力度非常大。這次在西吳壁遺址發現的大型墓葬M16，是迄今為止國內商代初期最大、內涵最豐富的貴族墓。從這座墓葬的發現，可以看出商王朝十分重視晉南地區的銅礦資源，同時可以確定西吳壁是商王朝設在晉南地區的中心聚落。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也揭示了大量有趣的文明細節，佐證著中華文明兼容并蓄的特征。如運城稷山東渠遺址發現了大量動植物遺存，利用DNA技術得知，今日常見的粟、黍、水稻、大豆與牛、豬、羊等，可能恰是“后稷教民稼穡于稷山”的考古學實證。
  為配合“晉南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課題，2022年，省考古研究院主持發掘了夏縣轅村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晚期重要遺存，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玉石器和動物骨骼等，特別是長筒罐殘片較多。這種器物不常見，初步推測長筒罐可能與儲存鹽有關，這為探索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進程中鹽業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新線索。
  2022年，該院圍繞“考古中國·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課題，持續開展了興縣碧村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同年7月22日，碧村遺址發掘保護專家現場會在興縣召開。專家認為，碧村遺址是目前在晉陜高原入黃河口處發現的史前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它占據河套地區向晉中、晉南過渡的關鍵要道，有著規劃嚴密的城防系統，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東方的一座重要門戶，這為揭示“天下萬國”背景下中原與北方文化互動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興縣碧村遺址項目負責人張光輝說，碧村和石峁所處的龍山晚期是“天下萬國”時代，《左傳·哀公七年》記載“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表明當時古國甚多。這一情況也被考古工作逐步所揭示，碧村從規模、等級、內涵來看，已具備古國之態。碧村與石峁兩地直線相距51公里，從其城址規劃、建造方式及其日常生活用品來看，有著密切的交往和聯系。因此，碧村既可以作為石峁與東方交流的重要樞紐，也可以成為其在黃河東岸的一道屏障，若用一句話來形容兩者關系，“唇齒相依的盟友”可能更為妥當。
  2022年9月16日，國家文物局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新進展，揭示了史前與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發展脈絡。興縣碧村遺址為山西境內黃河沿岸地區首個確認的龍山時代大型石城聚落，展現了中國史前文明化與早期國家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實證。
  近日，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興縣碧村遺址成功入選。

貳 大政之源： 中華文明歷史進程中的山西貢獻

  中國是人類重要的發祥地之一，有著悠久的古老文明。山西地處我國西部高原與東部平原過渡的大平臺，占據中原農耕區和北方草原地帶的交通干線，成為多元文化交融匯聚、推陳出新的關鍵孵化區，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斷、歷久彌新的重要引擎之一。
  考古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為加強考古和歷史研究成果的傳播，2022年1月29日，“考古的溫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在山西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展出了2016年至2020年出土文物387件（套），集中展示了“十三五”時期山西考古的新發現新突破。
  2022年7月20日至22日，“經天緯地 照臨四方——中國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談”學術會在太原召開。4個半小時的網絡直播，10位專家圍繞主題從考古、文獻、天文、建筑等方面進行了闡釋，凝練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論證的哲學邏輯。
  2022年11月1日，由省文物局主辦的“大政之源”特展在山西博物院展出。該展對我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山西篇章進行了深入解讀，集中展現了山西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及最新考古成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鄭媛說，陶寺文化的詮釋與解讀是本展覽內容策劃的一個重點，通過梳理陶寺最新學術研究成果和觀點，呈現陶寺的學術研究內容。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以來，山西先后借助一批核心遺址，圍繞文明起源與形成開展了系列多學科合作研究，山西襄汾陶寺、絳縣周家莊、芮城清涼寺、興縣碧村等遺址研究及“晉西南聚落考古與早期國家和文明起源”課題先后列入其中。1978年發現于襄汾縣的陶寺村，年代距今4300年—3800年的陶寺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實證陶寺社會完全進入文明時代。特別是陶寺遺址擁有城墻、宮殿、王墓、禮制、文字、冶金術等最為齊備的文明要素，為文明判定和文明治理提供了普世的中國方案。
  王巍說，距今4300年前，黃河中游的勢力集團在與周圍其他集團的力量對比中逐漸占據優勢，山西陶寺和陜西石峁兩座巨型都邑相繼出現。其中，陶寺出現了黃河中游地區最早的宮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隨葬品包括鼉鼓、石磬、玉石鉞和彩繪龍紋的大型陶盤。在陶寺遺址發現一處半圓形的壇狀遺跡，天文學家認為是當時觀測天象，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農時節氣的觀象臺，與《尚書·堯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相符。陶寺城址的年代、位置、規模、等級都與文獻記載的堯都平陽較為吻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說，從陶寺遺址正式發掘之時起，考古工作者就在發掘過程中較為廣泛地采取了自然科學手段，如古地磁、孢粉分析、動物考古、銅器分析、地貌水文考察等，有著先進的發掘理念和研究思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和社會具有海納百川、務實創新、禮樂文明的特質，這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明的重要精神實質。這些理念與特質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社會已初步形成并集中體現。因此，襄汾陶寺遺址是探索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遺址之一。
  以陶寺文明為支點，夏商周三代接續陶寺的政治遺產和文化成就，秉承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價值理念，進一步沖破地理、政治及文化阻隔，建立了以中原為中心、器以載禮、輻射四方的跨區域中央王朝，這是山西給中國文明治理的一大重要貢獻。

叁 重大課題： 山西在證實中華文明進程中所處地位

  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論述和考察調研山西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館）于2020年4月掛牌成立，更進一步推動我省考古事業圍繞重大課題持續攻關、充分發揮重大項目的學術引領和行業帶動作用。
  山西是早期國家形成與治理實踐的關鍵區域，始終處于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互動交流的最前沿。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于振龍說，晉西地區在整個晉陜高原政權興起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堯都平陽在陶寺”逐漸為學界所公認后夏時期的山西呈現何種政治格局，鹽銅資源如何促進了夏商王朝的崛起……圍繞這些重大歷史問題，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五）”、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及山西省文物局“晉南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研究”重要課題框架下，我省持續開展了夏縣師村、襄汾陶寺、夏縣東下馮、興縣碧村、沁水八里坪、絳縣西吳壁等十余處重要遺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發現，為深入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文明進程、文明交流互鑒等重大課題提供了豐富詳實的資料。
  圍繞“考古中國·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課題，持續開展了興縣碧村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為揭示“天下萬國”背景下中原與北方文化互動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圍繞“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重大課題，重點實施了芮城坡頭遺址、襄汾陶寺遺址、夏縣東下馮遺址及忻州尹村遺址的考古工作。其中，芮城坡頭遺址考古發現了中條山鹽湖附近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環壕聚落。東下馮遺址確認了夏時期“回”字形環壕、早商時期夯土城址以及大型倉儲類建筑，是山西地區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遺址。忻州尹村遺址的考古發掘為研究忻定盆地夏商時期文化更迭及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關系提供了詳實的材料。
  圍繞“考古中國·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重大課題，著重開展了夏縣轅村遺址、翼城北撖遺址及沁水八里坪遺址的考古工作。其中，翼城北撖遺址經勘探確認是目前山西已知規模最大的仰韶中期環壕聚落，彌補了晉南仰韶中期大型環壕聚落的空白。沁水八里坪遺址經考古工作證實是晉東南地區與陶寺文化年代相當的、具有濃郁陶寺文化因素的區域核心聚落。
  圍繞“晉南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研究”課題，持續開展了夏縣師村遺址、絳縣西吳壁、垣曲北白鵝、聞喜邱家莊等重點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開展了聞喜酒務頭、絳縣橫水墓地等重大考古發現的資料整理工作，實現了多項關鍵性突破。
  山西是實證中華文明進程的核心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近年來，一系列的考古發掘成果豐碩，亮點紛呈——
  夏縣師村遺址首次發現2枚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蠶繭和6枚石雕蠶蛹和陶制蠶蛹。石制蠶繭與石雕蠶蛹揭示著早在6000多年前，在運城盆地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區域內，蠶已經在先民生產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為研究中國古代養蠶繅絲技術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師村遺址很可能是某大型生活聚落旁邊專門以養蠶繅絲為主的原始手工業作坊聚落；
  絳縣西吳壁遺址補充了夏商冶金工業鏈，發現了迄今為止國內二里崗下層（商代初期）階段規模最大、內涵最為豐富的高等級商系墓葬，墓主應是居住在晉南地區的高等級貴族。為探討商王朝國家形態與統治模式等學術問題提供了直接證據；
  垣曲北白鵝墓地確認了山西境內首個成周王畿范圍內的采邑遺址；
  聞喜上郭—邱家莊遺址發掘了山西目前規模最大的東周墓葬，確認了上郭城址范圍及鑄銅手工業作坊區，證實其都邑性質。
  除此之外，山西還出版了相關論著70余部（篇），為進一步突顯晉南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中優勢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撐。
  今天，我們再次重申“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不再是虛幻和動搖的，而是變得更加清晰和堅定。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鏈接
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發現

  1 運城夏縣轅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鹽池旁最早的居民
  2 太原小店鄭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布局完整要素齊備的史前村落
  3 呂梁興縣碧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晉陜高原入黃河口的最大石城；嚴密的城防系統
  4 運城稷山東渠夏時期遺址——
  山西夏文化的新版圖
  5 運城絳縣西吳壁遺址商代墓地——
  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內涵最為豐富的商代初期墓葬
  6 臨汾霍州陳村金元時期瓷窯址——
  金元時期北方細白瓷窯場杰出代表;近50年首次考古發掘

山西歷年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 1992年度，山西晉侯墓地的發現與研究入選。
  2 1993年度，山西曲沃晉侯邦父及夫人墓入選。
   1993年度，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第三窟遺址入選。
  3 1998年度，小浪底水庫東漢漕運建筑基址及古黃河棧道入選。
  4 1999年度，山西太原虞弘墓入選。
  5 2001年度，山西吉縣柿子灘舊石器時代遺址入選。
  6 2002年度，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入選。
  7 2004年度，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入選。
  8 2005年度，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入選。
   2005年度，山西大同沙嶺北魏壁畫墓入選。
  9 2006年度，山西柳林高紅商代遺址入選。
  10 2010年度，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入選。
  11 2011年度，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窟頂北魏遼金佛教寺院遺址入選。
  12 2016年度，山西河津固鎮宋金瓷窯址入選。
  13 2018年度，山西聞喜酒務頭墓地入選。
  14 2019年度，絳縣西吳壁遺址入選。
  15 2022年度，興縣碧村遺址入選。

本報記者孟苗
本版圖片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